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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學生領袖的反思

曾經參與過六四事件的許多學生領袖們也進行了許多反思,一些人意識到學生們也應對事件負有部分責任。有觀點認為,少數激進學生深受革命理想的影響,以為流血會喚醒民眾,不知退讓和妥協,而學生們的絕食要求是當時的要求:推翻四二六社論的「動亂」定性,承認學生運動為愛國民主運動。又是政府難於做到的。而學生們在政府關閉對話渠道並實施戒嚴以後繼續堅守廣場,則是不智的;其他的訴求則太過空泛,例如反腐敗、民主等,這些要求都不是在短期內都可以立即實現的。而且,學生中的激進的言論與行為已經實質上的與當時的法律體系發生了衝突,最重要的是,對於以武裝革命取得政權的中國共產黨而言,這種大規模的民眾抗議運動是不可容忍的。



對於中國政府而言,出動全副武裝的軍隊來鎮壓和平示威抗議民眾的做法是遭到普遍譴責的,可是由於當時中國尚沒有正式的防暴警察部隊,對鄧小平而言,非軍隊不足以壓服黨內分歧,鎮壓黨內外反對勢力,收拾局面,穩定政局。鄧小平無疑是個出色的統治者,他並不願意在趙紫陽提出的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拖延解決問題,他不能容忍趙在過去幾個月中任由矛盾發展和繼續激化下去。李鵬政府面對中共執政以來首次如此大規模自主自發的學生運動沒有經驗,反應不力,也沒有解決矛盾,也是原因之一。對於學生運動,歷史上包括日本和美國都進行過鎮壓,但如果用警棍和催淚瓦斯鎮壓,就和世界其他國家一樣,不會引起輿論如此大的轟動,也不會有這樣大的傷亡。那時的中國政府即缺少相關經驗,也沒有相關法律法規,甚至都沒有防暴警察隊伍。中國政府當時的手段只有派人做思想工作,但當思想工作沒有辦法解決問題時,便控制不了局勢了。



一些知名人士的呼吁

一些國際著名人士也紛紛發表聲明,例如宋美齡發表了聲明;陳香梅、韓素音也予譴責;伊東正義、櫻內義雄集會發表抗議聲明;長期在中國生活的美國著名農學家威廉·欣頓(韓丁),公開發出要求國際社會禁止向中國出口糧食的呼吁。但是,有些聲明,被人認為不是單純的支持學生運動,而是別有用心的想破壞中國經濟以顛覆政府,譬如禁止向中國出口糧食的呼吁。



一些海外人士及政治異見人士的看法

最初稱為四月學運,五月學運;絕食至戒嚴後稱為全民愛國民主運動。海外一些民主派將其稱作89民運。認為是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充滿勇氣和無畏精神的抗爭,運動雖然在中國被鎮壓下去,但其引起的民主之火種仍然留存。



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做法引起不滿,國外的傳聞說法也不一。有些人士認為,中國政府試圖有意封鎖甚至否決六四事件的存在,而大多學者關於六四民運和中共政府觀點之不同主要在於定性。外國民眾對中共的做法也有不滿,對六四民運也有一些不同的觀點,然而大多都對中共的做法表示不滿。



中國在海外的留學人員中有六百八十三人聲明公開退黨,其中在美國及加拿大就讀的三百O七人于六月二十九日宣佈集體退黨。



對中國大陸的影響

六四事件是中國政治發展的一個裡程碑,鄧小平于當年辭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由江澤民接任。江澤民執政後,黨內保守派對鄧的改革政策公開提出挑戰。被退休在家的鄧小平制止,鄧小平動用了軍隊勢力。鄧小平的南巡講話(見鄧小平南巡講話一段)促使江澤民和李鵬繼續執行開放改革政策,此後中共加大了經濟開放的力度,加強了反腐倡廉的力度,放寬了諸多經濟政策,客觀實質上改善了相當部分人的生活水平。但是,在六四之後,強調「精神文明建設」,思想教育思想控制開始加強,言論空間緊縮,八十年代中期的開明氣氛開始逐年倒退。



對香港的影響

對香港關係而言,由於香港對北京學生運動的支持,原本與中國政府同一陣線的民主派,在六四事件發生後與中共分道揚鑣,香港民主黨前主席李柱銘、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及著名作家查良鏞(筆名金庸)都憤然辭去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的職務。這亦埋下了香港人與中國中央政府之間的不信任。六四事件引發了港人大規模的移民潮,但是1990年代初西方許多國家的經濟疲軟,大多數香港人在取得西方國家的護照之後又一度回到香港定居,但隨著回歸後香港經濟急轉直下,這些人很多又再離開香港。而且,對中共採取不信任態度的人亦愈來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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